《文史哲》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，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，汇报了70年来的办刊成绩，表达了担负起时代使命、发挥好期刊作用、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。2021年5月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编辑人员回信，认为编辑部“在弘扬中华文明、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”，这既令我们激动，也让我们惭愧。我们深知，高兴是暂时的，压力与激励却是永久的。
总书记的回信让《文史哲》这份以研究中国古典学术见长的杂志再次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。为期刊界同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《文史哲》编辑部为什么能得到总书记的回信？在此，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：《文史哲》的办刊理念与实践，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与希望完全一致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指出：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，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？如果不是中国特色，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？《文史哲》杂志从一创刊，其发稿的侧重点就是中华文明、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成果，持之以恒地研究探索“中华文明”，一直是《文史哲》的追求，近十几年来尤其如此。
早在1961—1962年，《文史哲》曾连续刊发20多篇研究孔子的文章，重评孔子的“仁”和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，这是当时其他任何杂志所没有做到的。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思想文化事件，叫“文化热”，学界公认，这场“文化热”的起点是1984年第1期《文史哲》所发那组笔谈文章：蔡尚思、庞朴、胡道静和祝明等先生呼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演变。1998年，《文史哲》又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——“儒学是不是宗教”的论战。季羡林、任继愈、张岱年等先生都参与了此场论战。从2006年起，《文史哲》还发起过一场波及整个中国古典学界的更大讨论：疑古、释古与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，这场规模宏大的论战，推进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。此后，《文史哲》又发起“中国古代社会形态”问题的争鸣，被认为是新世纪的“古史分期问题论战”。
从2008年起，《文史哲》为呼应“中国崛起”和“民族复兴”的大势，针对“西方中心主义”，连续举办9次“人文高端论坛”：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；传统与现代：中国哲学话语的范式转换；秦至清末：中国社会形态问题；反省与展望：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；“性本善”还是“性本恶”：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；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：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；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：五四运动百年纪念；等等。《文史哲》举办这些讨论会的目的，是向整个学界呼吁“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做方向性调整”，应从“西方化”向“中国特色”校正，应直面中国经验、中国材料、中国案例，从学理上认识真实的中国。
从2015年起，《文史哲》又做了两件事：一是与有340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，在海外发行《文史哲》英文版，旨在借助《文史哲》杂志的品牌和积累，以专题的形式，向海外学界介绍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，以满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要求；二是与《中华读书报》联手，评选“年度十大人文学术热点”，归纳总结具有前沿意义的学术探索，引导学界关注思想潮流、学术走向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大势。
罗列《文史哲》杂志所做的上述工作，只是想说明一点，在学术发展史上，并非只有作者和学者是主动的积极的，编者也同样是学术史上的积极创造者，期刊绝不只是简单的平台和背景，而是推动学术发展的能动因素。
（作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、《文史哲》杂志主编 王学典）